权威网络配资专家门户博古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掌握党内生杀大权的博古，是如何一步步跌下神坛，被毛泽东取代的_王明_实权_米夫

博古是对中共历史发挥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博古，原名秦邦宪，祖籍江苏无锡，之所以叫博古是因为19岁时留学苏联，取名“博古诺夫”，后来回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记起来。[1] 博古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1931年秋冬博古上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2]

这个年纪可以说是极其年轻的，他比张闻天小7岁，比周恩来小9岁，比毛泽东小14岁。正因为年轻其心智并没有完全到可以担当重任的程度。黎辛（原《解放日报》社编辑）说：“博古24岁还有点孩子气呢。陈赓挂彩了到上海看病，和博古住一块儿。警察从楼下过，他两个在楼上，把大便用报纸包住往警察头上丢。这不跟小孩一样？哪像党的领导人呢。”[3]

博古这样的性格和早年在苏联进行脱离中国实际理论探讨，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实际工作很难说没有关系。在苏联期间博古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学校里博古因为是江苏人，便和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江浙同乡会”事件出来后，博古险些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4]

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来源据当事人孙冶方回忆说：“我们做翻译工作的拿工资，有近百卢布，生活较好，因此在暑假开学前，有几个去初级军校的同学提出，在星期天敲我的竹杠，叫我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正在我们热热闹闹地做饭时，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说话的都是江浙人，因此回校后同别人讲起，某些人聚集在某人房间呱啦呱啦讲得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其实，陈君礼、左权两同志是湖南人）。这话传到中大支部局中国同志那里，便添油加醋，说成是董亦湘等在我房里成立了‘江浙同乡会’。”[5]

经济学家孙冶方

博古在这个事情上躲过了战队错误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他并不是躲过就算了，而是进一步投入对其他人的攻击。据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反“江浙同乡会”是为了掌握整个中国党的一次预演。他说：“我说过，米夫陈绍禹集团利用了东大的斗争，逐走了‘旅莫支部残余’，把中国人的训练工作集中在他们手中了。企图以此来掌握整个中国党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斗争，陈绍禹们在孙大里先就进行一次预演，发动了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王凡西还提到：“事实上，被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围绕在陈绍禹周围的反对者中，却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陈的大将秦邦宪（博古）是无锡人。”[6] 从王凡西的说法中可知，博古在躲过政治风险以后，成为了王明一派的人。杨奎松也认为：“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7]

王明

博古的性格在此可见一斑，他没有毛泽东式的独立思考，他的态度在当总书记以前，更加年轻的莫斯科阶段，就已经基本上是服从于现实需要的了，这种性格在博古当上总书记之后也有所表现。那他又是怎么当上总书记的呢？

回国后一开始博古其实只是一个很基层的干部，罗章龙回忆说：“我们按照组织的决定，安排王明、博古两人在全总宣传部工作。”[8] 所谓在宣传部工作其实就是宣传干事。[9] 虽然博古在宣传部职位一开始比较低微，但他和王明混在一起和王明一样属于马列理论学的不错的人，期待在国内有一番施展，从王明对罗章龙讲的话里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10]

虽然只是王明的态度，但因为这个时候博古和王明走得很近，也可以作为对博古态度的一个侧面反映。正是因为他们这批人对中国党有盘算，所以在遇到有可能的机会时便会牢牢抓住。这还得从1930年李立三主导中央的时代说起。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7月初，王明和秦邦宪一起找王稼祥、何子述“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观感”。认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因此“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11]

李立三

7月9日的会议上秦邦宪等也发了言，反对李立三的中央，这使李立三很恼火，便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等帽子。[12] 正如杨奎松所说这是博古等人难得的机遇，他们由此从连中央委员都还不是的普通党员，直接进入中央核心圈：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米夫甚至亲临上海指导改组中央。经过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13]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夫。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

博古和反对立三路线之后第二个机遇就是，彼时上海白色恐怖盛行，王明虽然在米夫的帮助下事实上控制了中央但缺少面对实际危险工作的意愿，在得到一份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差事以后，便决定离开上海。但“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14]因此 “周恩来和王明请示共产国际，商量由博古出任中共总负责人。”[15]

这也就是为什么博古负责的中央被普遍称为“临时中央”，“临时中央”在上海也没有待多久很快就去到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到了中央苏区以后首先开始的事情中，最有名的就是反罗明路线。

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在长汀福音医院养伤期间与同期休养的毛泽东深入交流，并信服其主张。1933年1月，罗明撰写《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寄给省委，其观点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高度契合。博古、张闻天等则认为这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遂于2月发起反“罗明路线”斗争。[16]

反罗明路线的开展较普遍被认为是：“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17] 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罗明本人就很信服毛泽东，从罗明后来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罗明说：“所谓“罗明路线”并不是什么错误路线，而是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对立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闽西的具体体现。”[18]

罗明

但这并非就是全部，也有其他说法。比如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就提供了一个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不同的版本。秦福铨的书《博古和毛泽东》中说，博古刚来到苏区：“没想到罗明一开口就是领袖毛主席指示⋯⋯，左一个领袖毛泽东，右一个领袖毛主席⋯⋯，而对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一无所知”。博古认为这是在“宣扬个人崇拜”，并且认为：党的领导被削弱，“个人崇拜风”才得以嚣张。[19]

“个人崇拜”五十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当时用的不是“个人崇拜”，那个时代在这个词意上用的是“书记专政”。[20] 虽然在词意上有偏差但秦书中说的具体表现应该是存在的，从《AB团富田事变》一书对李韶九的评论可以看出这种表现的存在：“（李韶九）善于逢迎，深得总前委器重。”[21]

不过得强调的是，目前没有更多证据表明罗明对毛泽东的信服和李韶九能完全划等号。但还是能得出结论：反罗明路线的具体原因不完全只是为了“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毕竟博古在来苏区以前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什么接触，毛泽东在苏区还被人反立三路线的帽子，可以说博古王明等人和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共同语言的，富田事变王明还支持了毛泽东[22]

综上所述，反“罗明路线”的动机并非单一的路线打击。博古初来乍到，与毛泽东并无旧怨，甚至在富田事变中王明中央还曾支持过毛泽东。斗争的发端，既源于博古推行莫斯科进攻路线与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战略分歧，也包含其对苏区内可能存在的个人权威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担忧，意图借此确立中央的集体领导权威。

苏区后期关于博古值得一提的还有长征前他是否说过不带毛泽东？被引用最多的也是最权威、最明确的说法，是当年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那段话：“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23]

秦福铨的书中的说法则不同，提出了另外一种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央决定的长征名单中本来就有毛泽东，是毛泽东本人表示不愿意参加长征；经过博古主要是周恩来的说服，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了。

据秦书的说法毛泽东劝说博古不能走，理由是这块根据地是苏区军民五年多艰辛创业建成的，大小战斗几十次，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来之不易，现在撤离是背叛，是‘右倾逃跑主义’。并且之后毛泽东还让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连夜赶路送来一封信，表示要和陈毅留下了打游击，周恩来和博古商量以后决定和毛泽东谈一谈，然后周说服了毛泽东 [24]

关于以上两者说法，有论者称第一种不带毛泽东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这样的说法只是从“博古等排挤、打击毛泽东的事实而推想出来的”，“没有举出一件文献上的充分证据”，并且认为：“如果博古或者李德的确有这样的意思，或者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作为最贴近李德的伍修权绝对不会不加以引用，而且肯定一开头就会拿出来作为铁证的。”[25]

毛泽东在于都给博古的信，在吴吉清的书中却得到了证实，的确是毛泽东派胡昌保和吴吉清从于都给博古送来这封信。请看吴吉清的回忆：在9月下旬的一天，吃过午饭，他和班长胡昌保正在院里打草鞋，毛泽东把他俩叫到房间里，表情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26]

由此可知，秦福铨书中的说法或许更准确。综上所述，博古早年在苏联以理论见长，回国后因为站对了队才迅速划入了党的高层，很快因为时局变化还成为了总书记。但他的性格因为常年脱离中国实际有偏向理想主义的成分，从他反对为了集体领导反罗明路线，以及并不以党的名义要求毛泽东跟着长征，而是让周恩来去劝他，都可以看出博古思想里的理想主义。

这一点在那个革命年代几乎必然会产生一种基于年轻的软弱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军事上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从而带来灾难。博古不是一个邪恶的阴谋家，而是一个被教条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好人，但由于脱离实际且缺乏主见，他的“好”心和“忠诚”反而导致了巨大的“坏事”。

参考资料：

[1][3][15]《辉煌与悲壮——博古曾经是这样一位革命者》秦摩亚、黎辛等/口述，《纵横》2011年第10期。

[2][4][7][9]杨奎松：《24岁的博古为何由学生党员一跃成为中共总书记？》

[5]孙冶方：《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沙尚之编《记孙冶方》，第287页；罗征敬：《恢复俞秀松同志在党史、团史上的地位》，《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229页。

[6]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8][10]罗章龙：《逐臣自述——罗章龙回忆统稿》下册，九歌书坊初版，2015年版。

[11][12]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3][14]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舒龙凌步机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8]曲青山等：《新民主主义革命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